民国十四年，九月初九。

奉天城入了秋。

天高了，云淡了，南满站前那几棵老杨树的叶子开始发黄。风一吹，哗啦啦往下掉，落得满街都是。帅府后院的石榴熟了，咧着嘴，露出一排排晶亮的籽。

守芳立在书房窗前，手里攥着一张《盛京时报》。

第四版上，登着一则广告。

“奉天座电影院隆重献映——最新日本巨片《满蒙之春》。真实再现日本侨民开拓满洲之艰辛历程，展现中日亲善之美好前景。每日三场，座席有限，请早光临。”

她把报纸轻轻放下。

顾雪澜坐在下首的椅子上，面色沉得像铅块。

“张小姐，这电影我看了。”

守芳看着他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顾雪澜道。

“名字叫《满蒙之春》，讲的是一群日本侨民来东北开荒种地、建工厂、修铁路的故事。里头把中国人演得又懒又笨，离了日本人就活不成。日本人一个个勤劳勇敢，吃苦耐让，把荒山野岭变成良田沃土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最可气的是，结尾处有个中国老太太，跪在地上给日本‘恩人’磕头，说什么‘多谢皇军救了我们全家’。”

守芳没说话。

顾雪澜继续道。

“这片子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出钱拍的，从东京请的导演和演员。奉天座电影院让日本人包了场，每天三场，场场爆满。买票的多是日本侨民，可也有不少中国人去看——图个新鲜。”

他看着守芳。

“张小姐，这不是电影，这是毒药。”

守芳沉默片刻。

她起身走到窗前。

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秋阳里立着，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。

她想起上辈子在某份资料里读过的那句话。

“文化渗透，比枪炮更可怕。枪炮打的是身体，文化打的是人心。”

那是几十年后的人写的。

此刻，那场仗，已经打到奉天城了。

“顾先生，”她转过身，“你在报上写一篇影评。”

顾雪澜一愣。

“影评？”

守芳点头。

“把那电影里的谎话，一条一条拆出来给人看。日本人怎么来的东北？是来‘开拓’还是来抢地盘？东北这地界，是日本人‘开发’的，还是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种出来的？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写狠点。别怕得罪人。”

顾雪澜的眼睛亮了。

“张小姐，我这就回去写。”

九月十一。

《奉天醒报》头版刊登了一篇影评。

标题七个大字：《〈满蒙之春〉谎言录》。

署名：孤鸿。

文章不长，两千来字，可字字见血。

第一条：电影里说日本人来东北时，这里是一片荒原。孤鸿问：沈阳故宫是谁修的？吉林将军衙门是谁建的？黑龙江的官道是谁修的？辽河两岸的良田，是谁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？

第二条：电影里说日本侨民教中国人种地、做工。孤鸿问：日本人来之前，东北人不会种地？不会做工？鞍山的铁矿，谁采的？抚顺的煤矿，谁挖的？奉天的油坊、烧锅、绸缎庄，谁开的？

第三条：电影里那个给日本人磕头的中国老太太。孤鸿问：你见过哪个中国人给日本人磕头？你见过奉天城里的老太太，哪个不是挺直了腰杆走路的？

最后一段——

“电影是假的，可人心是真的。日本人花那么多钱拍电影，为什么？因为枪炮打不下来的东西，他们想用胶片来打。可他们忘了——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不是傻子。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我们分得清。”

报纸一出来，卖光了。

加印三千份，又卖光了。

奉天城的大街小巷，有人在传，有人在念，有人把报纸贴在墙上，围着看。

九月十二。

奉天座电影院门口，人少了。

不是没人看电影，是中国人不进去了。

有几个日本浪人在门口转悠，骂骂咧咧的，说中国人“不识好歹”。可没人理他们。

顾雪澜来找守芳。

他脸上的兴奋压都压不住。

“张小姐，这招管用！日本人那边急了，领事馆的人去找报馆，说‘影响中日亲善’。报馆的人回说，影评而已，言论自由。”

守芳摇头。

“光骂不够。”

顾雪澜一愣。

“那还要干啥？”

守芳看着他。

“顾先生，你会拍电影吗？”

顾雪澜愣住了。

“拍……拍电影？”

守芳点头。

“日本人能拍，咱们也能拍。他们拍假话，咱们拍真话。奉天的风土人情，东北的山水物产，老百姓的日子，工厂的烟囱，铁路的钢轨——拍下来，给老百姓看。”

顾雪澜沉默了很久。

他看着守芳，那双眼睛里有意外，有兴奋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、沉甸甸的东西。

“张小姐，”他声音发涩，“您说的这些，我想过。可拍电影要钱，要机器，要人。我……”

守芳打断他。

“钱，我出。机器，我让人去上海买。人，你自己找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顾先生，你写过《醒报》，办过读书会，现在该做点更大的事了。”

九月十五。

守芳去了趟小西关外那座关帝庙。

不是一个人。

顾雪澜带着三个人等在那里。

一个姓孟，四十出头，早年在北京学过照相，后来在奉天开过照相馆，手艺好，人老实。

一个姓郑，三十来岁，在天津法租界的洋行干过，摆弄过电影放映机，知道怎么拍、怎么放。

还有一个年轻人，姓周，是顾雪澜从读书会带来的，二十出头，念过几年书，脑子快，愿意学。

守芳看着这三个人。

“诸位，今天把你们请来，是想做一件事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拍电影。”

那三个人面面相觑。

姓孟的开口，声音有些发颤。

“张小姐，拍电影……那得多少钱？”

守芳从袖中取出一张纸。

上头列着一行数字。

“机器，三千元。胶片，五百元。场地、人工、杂项，一千元。总共四千五百元。”

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。

“钱，我出。机器，下个月到。你们几个，从现在开始，想拍什么。”

姓郑的咽了口唾沫。

“张小姐，我们……没拍过电影。”

守芳看着他。

“没拍过，就学。日本人也是从不会到会的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你们拍的，是咱们自己的东西。奉天的城楼，中街的买卖，北市场的热闹，辽河的船，还有——”

她看着顾雪澜。

“顾先生写的那些文章。拍出来，给老百姓看。”

九月二十。

奉天城有了第一支“电影队”。

没名字，没招牌，没办公室。只有一间破屋，一台从上海买来的旧摄影机，三个从没拍过电影的人，和一个满脑子想法的顾雪澜。

他们拍的第一样东西，是奉天城楼。

清晨的城楼，日出的城楼，暮色里的城楼。城楼下的车马行人，城楼上的旗子，城楼砖缝里的青苔。

拍了三天。

冲洗出来，模模糊糊的，晃得人眼晕。可放到墙上，有人认出来了。

“那是咱们奉天的城楼！”

喊这话的是个卖菜的老汉，蹲在墙根看了半天，站起来喊了一嗓子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

有认出了中街的，有认出了北市场的，有认出了自己家门口那条巷子的。

有人看着看着，眼圈红了。

“我在这城里住了五十年，头一回在墙上看见它。”

九月二十五。

顾雪澜来找守芳。

他脸上的兴奋比上回更浓。

“张小姐，成了！”

守芳看着他。

“什么成了？”

顾雪澜道。

“咱们拍的那些，在茶馆里放了两场，场场爆满。老百姓爱看，说比日本人的电影好看多了。日本人的电影里尽是假话，咱们拍的都是真事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可有一条——咱们拍得太糙了。晃晃悠悠的，看着眼晕。”

守芳点头。

“那就接着拍。拍熟了，就不晃了。”

顾雪澜看着她。

那双眼睛里有光。

“张小姐，我还想拍点别的。”

守芳道。

“拍什么？”

顾雪澜沉默片刻。

“拍咱们奉天人的故事。拍那些跟日本人斗的林场主，拍那些在稽查队当差的退伍兵，拍那些敢在报上写文章的读书人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拍出来，让老百姓看看——咱们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人。”

守芳看着他。

看了很久。

她忽然轻轻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很短，像秋日里的薄云，被风吹过就散了。

“顾先生，”她说，“这个想法，比拍城楼更好。”

她从案头取过一张纸，提笔写下几个字。

“电影基金。每月五百元。”

她把那张纸推给顾雪澜。

“从下个月开始，这笔钱归你支配。拍什么，怎么拍，你说了算。”

顾雪澜接过那张纸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
他站起身，后退一步，端端正正朝守芳鞠了一躬。

“张小姐，顾某替奉天城那些说不出话的人，谢您。”

九月二十八。

夜。

守芳立在书房窗前。

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夜色里立着，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。

顾雪澜下午送来一卷胶片，说是刚拍好的，让她看看。

她把那卷胶片对着灯，看了很久。

画面上，是奉天城里的老百姓。

卖糖葫芦的老汉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。做豆腐的夫妇，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。打铁的师徒，你一锤我一锤，火星四溅。拉洋车的年轻人，跑得满头大汗，还冲镜头咧嘴笑。

没有情节，没有故事，没有一句台词。

可那些人脸上有光。

那是活着的、真实的、有尊严的光。

守芳把胶片放下。

马祥从廊下跑来。

“小姐，稽查队韩队长送消息来。说奉天座电影院那边，日本人的电影今天只放了半场——没人看了。”

守芳没说话。

她只是望着窗外那盏红灯。

望着它一明一灭。

马祥又道。

“还有，顾先生那边让人带话，说他今晚不睡了，要连夜想剧本。他说……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他说，他想拍一个咱们奉天人，把日本人打跑的故事。”

守芳转过身。

她走到案边，从屉子里取出那只檀木匣子。

打开。

里头是郭松龄的信、黄显声的报告、听雨楼的情报、那条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书。

她把顾雪澜那张“电影基金”的纸条放进去。

匣子满了。

她轻轻合上。

窗外起了风，把窗纸吹得簌簌响。

远处钟楼敲了七下。

沉郁，钝重。

一声一声，压在这座刚刚在另一个战场上赢了一局、却还远远没到安生时候的城市上空。

她忽然想起顾雪澜最后说的那句话。

“把日本人打跑的故事。”

她轻轻开口。

“顾先生，这个想法，比拍城楼更好。”

那声音很轻，被窗缝里的风吹散了。

远处那盏红灯，又明了一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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