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149章滇南烟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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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的滇南,七月流火。
沈砚之站在勐腊城外的高岗上,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烟瘴,望向西南方向那片墨绿色的山林。那里是滇越边境,是清廷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,也是同盟会谋划经年的又一个起义点。
距河口起义失败,已过去四个月。
那场轰轰烈烈的起义,从四月三十日蒋翊武、黄明堂率部攻占河口,到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反扑、义军溃散,前后不过二十七天。但就这二十七天,已足够在西南边陲燃起一把火,烧得清廷坐立不安,也烧得天下有志之士心潮澎湃。
沈砚之是五月初接到孙先生密信的。信很简单,只有八个字:“河口事急,速往接应。”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不久,正在筹措下一次起义的经费。接到信,他连夜收拾行装,带着程振邦和十余名老兄弟,从香港乘船到海防,再从海防走陆路进入云南。
等他们赶到河口时,起义已经失败了。清军正在城里大肆搜捕,城门口挂着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,都是被俘的义军骨干。沈砚之躲在城外山林里,看着那些在风中摇晃的头颅,看着城门上张贴的悬赏告示——黄明堂、关仁甫、王和顺,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赏银,从五千两到一万两不等。
“我们来晚了。”程振邦蹲在他身边,声音低沉。
沈砚之没有说话。他只是死死盯着那些人头,盯着告示上那些熟悉的名字。这些人,有些在日本时一起喝过酒,有些在香港一起开过会,有些甚至是他亲自发展的会员。现在,他们要么死了,要么在逃亡,要么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,等着被处决。
那种无力感,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。
他们在河口城外潜伏了三天,终于等到一个机会——清军押解一批俘虏去昆明。沈砚之带着人在半路设伏,救出了七个人,都是河口起义的骨干。其中有一个叫韦云卿的壮族头人,腿部中弹,伤口已经化脓,高烧昏迷。沈砚之亲自背着他,在滇南的深山老林里走了五天五夜,才找到一个敢收留他们的寨子。
韦云卿醒来后,第一句话是:“孙先生...孙先生知道我们败了吗?”
沈砚之握着他的手:“孙先生知道。他说,你们都是好样的。”
韦云卿笑了,那笑容很苦:“好样的...好样的有什么用?死了那么多兄弟,河口还是丢了...”
“没有白死。”沈砚之斩钉截铁地说,“河口这一仗,让天下人都看到了,清廷在西南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。也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知道,革命不是空谈,是真刀真枪的拼命。”
韦云卿看着他,看了很久,才说:“沈先生,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?”
沈砚之望向窗外。窗外是滇南七月茂密的雨林,浓绿得几乎要滴出汁来。更远处,是连绵的群山,山那边,是法国人控制的安南。
“孙先生的意思,是让我们在滇南扎根。”他说,“河口虽然丢了,但火种还在。滇南地广人稀,山高林密,清廷统治薄弱,各族百姓苦于土司压迫久矣。这是天赐的根据地。”
韦云卿眼睛亮了:“你要在这里拉队伍?”
“嗯。”沈砚之点头,“不过不是现在。现在清廷正在四处搜捕起义人员,我们一动,就会暴露。先潜伏下来,摸清情况,联络各寨头人,等风头过了,再图大举。”
从那天起,沈砚之就带着这二十多人在勐腊一带潜伏下来。他们扮成贩茶的商人,走村串寨,用带来的银元购买茶叶、药材,也暗中打听各寨的情况,联络对清廷和土司不满的头人。
这个过程很慢,也很危险。滇南是烟瘴之地,疟疾、霍乱横行,同来的兄弟已经病倒了三个。清廷的探子也像幽灵一样,在边境线上游荡,稍有不慎就会暴露。但沈砚之很有耐心。他知道,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,尤其是在西南这样的边陲之地,更需要时间和耐心。
今天,他站在高岗上,就是在等一个人。
一个从安南过来的人。
日头渐渐偏西,山林里的雾气开始升腾。那是滇南特有的烟瘴,乳白色的,从山谷里漫上来,所过之处,草木都蒙上一层湿漉漉的水汽。当地人管这叫“瘴母”,说吸入多了会得“瘴疠”,轻则发热呕吐,重则一命呜呼。
沈砚之用浸了药水的布巾捂住口鼻,继续等待。
终于,山下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。那人穿着安南人的黑色短衫,戴着斗笠,背着竹篓,像个普通的山民。但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,每一步都踩得很实,肩膀的摆动很有节奏——那是长期行军的人才会有的步态。
沈砚之打了个唿哨。三长两短,是约定的暗号。
山下那人停下来,抬头望向高岗,也打了个唿哨,两短三长。
对上暗号了。
沈砚之快步下山。两人在半山腰的一片竹林里碰面。
“沈先生?”那人摘下斗笠,露出一张黝黑精悍的脸,大约三十岁上下,眼角有道疤,是刀伤留下的。
“是我。阁下是...”
“黄明堂。”那人抱拳,“河口起义,黄明堂。”
沈砚之眼睛一亮。黄明堂,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。同盟会的老会员,广西会党出身,早年参加洪全福起义,失败后流亡安南。这次河口起义,他和关仁甫、王和顺是实际指挥者。起义失败后,清廷悬赏一万两要他的人头,没想到他竟然敢潜回滇南。
“黄兄,久仰。”沈砚之郑重还礼,“河口一役,黄兄辛苦了。”
“辛苦什么,败军之将罢了。”黄明堂苦笑,但眼神依然锐利,“孙先生让我来找你,说沈先生在滇南有谋划。我这次带了几个人过来,都是河口的老兄弟,还有一批枪械,藏在边境线那边。”
沈砚之心中一热。孙先生远在东南亚,却对滇南的情况了如指掌,还派来了黄明堂这样的悍将,这说明同盟会并没有因为河口失败而放弃西南,反而要加大投入。
“孙先生有什么指示?”他问。
“孙先生说,滇南是块好地方,但不好啃。”黄明堂从怀里掏出一封信,递给沈砚之,“这是孙先生的亲笔信。他说,让你不要急,先站稳脚跟,联络各寨,尤其是那些受土司压迫的寨子。枪械和经费,他会陆续送过来。等时机成熟,就在滇南再点一把火,这把火,要烧得比河口更大,更旺。”
沈砚之接过信,就着竹叶间漏下的天光,展开细读。信是孙文亲笔,用的是暗语,但沈砚之能看懂。信里分析了河口起义的得失,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准备不足,二是没有发动群众,三是缺乏稳固的根据地。孙文叮嘱他,在滇南一定要吸取教训,把根基打牢,不要急于求成。
“孙先生还说,”黄明堂补充道,“法国人在安南那边,他可以想办法周旋。但英国人那边,要小心。滇缅边境的英国人对革命党很不友好,可能会和清廷勾结。”
沈砚之点头。这个他早有察觉。这几个月在滇南活动,他就发现英国人的探子比清廷的还多,经常在边境线上出没,打听革命党的动向。有一次,他们差点被一队英国雇佣兵堵在寨子里,幸亏寨子里的头人掩护,才从后山小路逃脱。
“黄兄带来多少人?”他问。
“连我八个,都是打过仗的老兵。”黄明堂说,“枪械有二十条,都是德国造毛瑟,还有两千发子弹。不过现在还不能运过来,边境查得严,得想办法。”
“这个我来安排。”沈砚之说,“我在勐腊认识几个马帮的头人,他们常走滇缅道,有办法把东西运进来。不过需要时间,也得打点。”
“钱不是问题。”黄明堂从竹篓底层掏出一个油布包,打开,里面是黄澄澄的金条,有十根,“孙先生让我带来的。说该花的钱要花,不要省。”
沈砚之看着那些金条,心里沉甸甸的。他知道,这些钱是南洋华侨省吃俭用捐出来的,是那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、开小店、受尽白眼的同胞,从牙缝里省下的血汗钱。他们把这些钱交给孙先生,交给革命党,是相信这些人能救中国,能让他们有朝一日挺直腰板回国。
这信任太重了,重到他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“黄兄一路辛苦,先跟我回寨子休息。”沈砚之收起金条,小心包好,“我们慢慢商量。”
两人一前一后下山。暮色四合,山林里的雾气更浓了,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。滇南的夜来得很快,刚才还有天光,转眼就黑透了。远处传来野兽的嚎叫,凄厉悠长,在山谷间回荡。
“这鬼地方。”黄明堂低声骂了句,“白天热死,晚上冷死,还有瘴气,还有毒虫。真不是人待的。”
“但清廷的统治也最弱。”沈砚之说,“天高皇帝远,土司就是土皇帝。百姓苦久了,一点火星就能燎原。”
“你看好这里?”
“我看好这里的百姓。”沈砚之认真地说,“这几个月,我走了十几个寨子,跟那些头人、百姓聊过。他们恨土司,恨清廷,恨那些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。但他们不敢反,因为没人带头,因为看不到希望。我们要做的,就是给他们带这个头,给他们这个希望。”
黄明堂侧头看他。暮色中,沈砚之的脸看不清表情,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,像两簇火,在黑暗里燃烧。
“沈先生。”黄明堂忽然说,“我在安南就听过你的名字。他们说,你是沈仲山的儿子,是读书人出身,但比很多会党出身的人还能拼命。我以前不信,现在信了。”
沈砚之笑了笑:“我父亲常跟我说,读书人更该知道为什么读书。如果读了一肚子圣贤书,却看着国家沦亡、百姓受苦而无动于衷,那书就白读了。”
“说得好。”黄明堂拍掌,“我老黄是个粗人,不懂那些大道理。但我知道,这世道不公,就得有人站出来,把这不公砸个稀巴烂。沈先生,以后在滇南,我老黄听你的。你说怎么干,咱们就怎么干。”
“不敢。”沈砚之诚恳地说,“黄兄是前辈,经历的战阵比我多。以后咱们商量着来。”
两人说着,已经到了寨子外。这是一个傣族寨子,竹楼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。寨门口有火光,是程振邦带着两个兄弟在等。见他们回来,程振邦迎上来。
“这位是黄明堂黄兄。”沈砚之介绍,“河口起义的指挥。这几位是我的兄弟,程振邦,李二虎,王小顺。”
双方见过礼。程振邦看着黄明堂眼角的刀疤,肃然起敬:“黄兄,河口一战,打出了咱们革命党的威风。虽然败了,但虽败犹荣。”
“败了就是败了,没什么荣不荣的。”黄明堂摆摆手,但眼里有光,“不过程兄说得对,这一仗让清廷知道了,咱们不是泥捏的。下次,下次一定打回来。”
众人进了寨子。头人波岩已经摆好了酒菜——竹筒饭,烤鱼,酸笋,还有自酿的米酒。波岩五十多岁,是寨子的头人,也是沈砚之这几个月发展的第一个联络人。他的儿子前年被土司抓去修路,累死在路上,尸体都没找回来。从此,波岩恨透了土司,也恨透了清廷。
“沈先生,这位是...”波岩看着黄明堂。
“这是黄先生,从安南来的朋友。”沈砚之说,“以后,黄先生和几位兄弟就住在寨子里,麻烦波岩头人多照应。”
“沈先生的朋友,就是我的朋友。”波岩很豪爽,“来,喝酒。我们傣家人,朋友来了,一定要喝酒。”
众人围坐,举起竹杯。米酒很烈,入口火辣,但喝下去后,浑身都暖了。几杯下肚,话就多了起来。黄明堂讲河口起义的经过,讲他们怎么攻占河口,怎么缴获清军的枪械,怎么坚守了二十七天。程振邦讲他们在日本受训的经历,讲孙先生的演讲,讲革命的前景。波岩听不懂太多,但他听得认真,听到激动处,拍着桌子说:“打!就该打!那些狗官,那些土司,都该打!”
沈砚之很少说话,只是听,只是看。他看着这些来自天南海北、出身各异的人,因为同一个信念坐在一起,喝酒,畅谈,眼睛里都有光。那种光,他太熟悉了——是希望的光,是信仰的光,是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义无反顾的光。
他想起了父亲。如果父亲还活着,看到这一幕,会说什么?
大概会说:砚之,这条路,你走对了。
酒酣耳热时,黄明堂忽然问:“沈先生,你说咱们下一步,具体该怎么走?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沈砚之。
沈砚之放下竹杯,沉吟片刻,说:“我的想法是,分三步走。第一步,以勐腊为中心,联络周边五十里内的寨子。每个寨子发展一两个可靠的人,建立联络点。这一步,要稳,要密,宁可慢,不能急。”
波岩点头:“这个我能帮忙。附近十几个寨子的头人,我都熟。有些跟我一样,受过土司的气。”
“第二步,”沈砚之继续说,“等联络点建起来,就组织青壮,秘密训练。不用太多,每个寨子五六个人,十几个寨子加起来,就有一百来人。训练的内容,不光是打枪,还有纪律,有组织,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,为谁打仗。”
黄明堂眼睛亮了:“这个我在行。河口起义失败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伍太杂,缺乏训练。有些人临阵脱逃,有些人乱抢东西,坏了大事。这次,一定要把队伍练好。”
“第三步,”沈砚之的声音沉了下来,“等队伍练成了,时机成熟了,就动手。目标不是攻城略地,而是拔掉土司的据点,把田分给百姓。让百姓看到,跟着我们,有田种,有饭吃,不用受土司的压迫。这样,队伍才能像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。”
程振邦击掌:“好!这才是长久之计。以前咱们总想着攻占大城市,但城市攻下来守不住,最后还是败。不如在乡下扎根,把根基打牢。”
“不过,”沈砚之话锋一转,“这三步,每一步都很难,都很危险。清廷不会坐视不管,土司会反扑,甚至英国人也可能插手。我们这些人,可能有人会死,有人会受伤,有人会坚持不下去。这些,大家都要有准备。”
竹楼里安静下来。只有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映着每个人严肃的脸。
良久,黄明堂第一个开口:“我老黄从参加洪全福起义起,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。死?怕死就不干革命了。”
程振邦说:“在日本时,孙先生说过,革命是天下最危险的事,但也是天下最光荣的事。我程振邦,愿意为这光荣的事,死一百次。”
波岩不会说大道理,他只是举起竹杯,一饮而尽,然后把杯子重重顿在桌上:“沈先生,我们傣家人有句话:是老虎,就要啸傲山林;是男人,就要顶天立地。我波岩活了五十多年,憋屈了五十多年。这次,我跟你们干,死也甘心了。”
沈砚之看着这些人,看着他们眼中熊熊燃烧的火焰。他端起酒杯,站起来。
“那好。”他说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铁钉一样,钉进每个人的心里,“从今天起,咱们这些人,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,一条船上的兄弟。不把滇南的天翻过来,不把清廷和土司砸个稀巴烂,咱们誓不罢休。”
“干!”
几只竹杯重重碰在一起,米酒洒出来,溅在火塘里,腾起一团蓝色的火焰。
那一夜,勐腊寨的竹楼里,灯火亮到很晚。沈砚之、黄明堂、程振邦、波岩,还有几个核心的兄弟,围着地图,商量着每一个细节——哪个寨子可以发展,哪个头人可以争取,训练地点选在哪里,枪械怎么运进来,经费怎么分配...
窗外的滇南夜色,浓得化不开。远山如黛,近岭如墨,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夜鸟啼叫,划破这沉重的寂静。
但在这寂静之下,有什么东西正在萌动,正在积聚,正在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。
就像地下的火,看似无声无息,实则炽热汹涌。
只等一个时机,就会喷薄而出,烧红半边天。
沈砚之推开竹窗,深深吸了一口带着烟瘴气息的夜风。那风很凉,很湿,带着雨林特有的腐殖质的味道。但他却觉得,这风里有一种力量,一种野蛮的、原始的力量,就像这片土地,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
被压抑得太久,所以一旦爆发,将势不可挡。
他望向北方。北方,是昆明,是北京,是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。
等着吧,他在心里说,滇南的火,很快就会烧过去的。
一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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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149章 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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